路宽不接老婆的嘲讽，挑眉笑道：“喜欢吃喝玩乐好啊，接地气才通人情，他这个年龄不用上价值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”

“呦呦那是有天赋，没办法。”

夫妻俩一同走下舷梯，刘伊妃还有些愁眉不展：“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评审会，感觉难度不小，需要细密筹划一番。”

“主要还是那部女同片《阿黛尔》太政治正确了，又是在法国本土，恐怕在评审会成员里拥趸不少。”“政治正确这个因素，并不是唯一性的，更不是决定性的。”路老板给老婆面授机宜，不过他也只能提供一些思路，很难记得请这次戛纳的什么细节。

况且早已时移世易。

“lgbt现在是西方社会的政治正确不假，但欧洲总算没有北美这么疯狂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更何况，《寄生虫》就不政治正确吗？”

“《阿黛尔》讲的是少数群体的爱与痛，这确实是“政治正确’。但你要明白，在欧洲，尤其在知识分子扎堆的戛纳，政治正确本身正在受到另一种审视，那就是对“过度政治正确’可能导致艺术评判单一化的警惕和反弹。”

路宽的声音平稳而清晰，带着一种抽丝剥茧的冷静。

“《寄生虫》讨论的是什么？是阶级，是固化，是穷人用尽一切聪明才智试图向上爬，却被更隐秘、更坚固的结构性壁垒撞得头破血流。这在金融危机余波未平、年轻人失业率高企、社会不满暗流涌动的欧洲，引发的共鸣和刺痛感，可能比一个特定群体的爱情故事更加普遍、更加锥心。它揭示的是一种沉默大多数的困境，一种系统性的、隐形的暴力。这难道不正确？不重要？”

他看向妻子，目光锐利：“评审会上，如果有人认为《阿黛尔》必须赢，可以。因为这确实是一部佳作，或者说入围的20部都很优秀。”

“但如果他说是因为它在为少数群体发声，所以应该拿到金棕榈。那你可以反问他：那么，为全球绝大多数挣扎在生存与尊严线上的普通人发声，是否同样、甚至更加紧迫？电影的终极价值，是只反映特定人群的经验，还是应该有穿透表象、揭示更普遍人性与社会结构的力量？”

“你要做的，不是否认《阿黛尔》的价值，而是把《寄生虫》的价值，提升到与之同等、甚至更高的维度进行讨论。从个人身份认同的困境，上升到全社会结构性的困境。”

“从“我是谁、我爱谁’的个体命题，拓展到“我们何以至此、出路何在’的集体命题。这才是更宏大的政治正确，是关于公平、正义和人类普遍处境的终极关怀。”

刘伊妃站在尼斯机场的出口，看着和自己吻别后离开的男子，蔚蓝海岸的微风拂面，却没能带走他分别前的这番掷地有声。

如果不是他老婆，小刘真的就信了！

我们在搞《山海图》营销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

怎么一瞬间对于同一个问题就能有第二种答案？而且至少在她这个亲历者看来也很正确的答案。刘伊妃墓然才长叹了一口气，心里谨记着公关大师给自己提示的思路，暗道这一手指鹿为马、偷天换日的功夫自己怎么就学不会呢！

目前看来自己这一大家子，只有把舔别人的酸奶盖解释为乐于助人的铁蛋，看起来有些老爹的天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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