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压制问界的商业片的吗？”路老板蔫坏，“法国内部的电影派系也很多，想办法找一个能和《寄生虫》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灵光乍现！

“戈达尔来了吗？”

路宽记起了这个观点输出能力和老任一样的“法国电影老怪物”。

刘伊妃一愣，“好像没有他的什么消息，但我知道他的电影入围「一种关注’了。”

“怪不得，不然按他的尿性看到《寄生虫》早该登高一呼了！”路老板因为在欧洲的游说串联，根本没有关注过这一届的戛纳影展，但提到“用魔法打败魔法”的策略，他第一个就想到了这老左。“哦！我懂你的意思了！”

小刘本就出于激烈的头脑风暴中，瞬间也迅速反应过来，因为这位老左以往也批评过他老公，言辞还相当尖锐。

戈达尔是怎么批评这位来自东大的电影大师的呢，说他的电影思潮配不上自己的国家……

并不是艺术性配不上，是政治性配不上，这从他这一次以近80岁的高龄报送的戛纳参展影片名就可见一斑了（屏蔽词，见下图）。

这位法国的艺术片、政治片导演和已经去世的伯格曼一样，并不为大众所知晓，但至少国人还是应该了解一下他，因为这老头是坚定的无产阶级老战士，放到上世纪30年代，他就是会背着行囊翻越比利牛斯山脉、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，与弗朗哥的法西斯军队作战的那类人。

戈达尔一生最崇拜的人都和国人类似，先是马，后是伟人，他终自己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：以电影为武器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不懈批判。

譬如几个标志性的口号：

问题不在于拍政治电影，而在于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。

电影究竟是谁的语言？它为谁服务？我们又能否创造出一种真正属于人民、而非资本的电影？听听！多么熟悉！

他甚至从电影产业的生产关系出发，认为好莱坞式的制片厂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缩影，在《快乐的知识》等作品中，他开始分析电影经济，将电影视为一种经济、感知和政治的结构。

其中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决定了电影经验的形态，于是成立了声影制作社，倡导手工业式、小规模、低成本的制作与发行，试图在体制外建立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电影生产模式。

从1980年至今他的晚年，戈达尔还是像个老战士一样疯狂输出，他写了巨著《电影史》及后来的《电影社会主义》、《影像之书》等等，通过复杂的蒙太奇，将电影史、艺术史、战争史、殖民史并置，揭示资本主义如何创造了一个精神空虚、视觉噪音充斥的世界。

一念至此，刘伊妃也就懂了老公为什么让自己或者《寄生虫》剧组去找戈达尔“递刀子”了，因为这部电影精准地回应了他一生追问的核心命题：

电影为谁发声，又揭露了什么？

《寄生虫》表面是类型片，内核却是一把刺向欧美社会结构的解剖刀，它讲述的不是某个恶人的故事，而是一套精心心设计、看似公平却让底层永远无法翻身的系统。

但为什么戈达尔完美符合“用魔法打破魔法”的人选，被路宽认为他可以对法国本土的《阿黛尔》支持势力造成压制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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