了吧！”路宽笑骂，最后用笔尖在塔旁添了两只飞鸟，总算放下笔，“这小子就是吃准了他妈，慈母多败儿啊！”

张一谋笑着将沏好的茶端过来，琥珀色的茶汤在瓷碗里微微荡漾。

“要我说，你这是甘之如饴。”

路宽笑道：“你不也是？多少年了我头一次看你踏实陪家人过暑假了，一娇上学去了？”

“去了，我早上自己送的。”老谋子确实也甘之如饴，脸上的舐犊之情溢于言表。

从前年解决了这桩超生的家务事、交了罚款，他就把三个孩子都从无锡转到京城上学了，小女儿张一娇刚上小学一年级。

“哎呀，今年一娇还正好赶上政策变化。”张一谋也是年纪到了，提起孩子来话头就止不住，“一年级、二年级不许布置家庭作业，每学期也只能期末考试一次，不允许期中考试，每天在学校待的时间也不许超过6个小时。”

他想到自家三个崽，“小路，你说这对孩子是好事儿坏事儿？”

路宽笑道：“张导，你拍《寄生虫》的时候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嘛。”

“学校统一布置的作业和考试减少之后，像电影里那种富人家庭会怎么做？他们会让孩子真的去玩吗？不会。他们会请更贵的私教，设计更个性化的素质拓展，把孩子的课余时间填满，用金钱和资源堆砌出另一种更隐蔽、更难以逾越的竞争优势。”

张一谋一怔，继而慨叹：“是啊，普通家庭要么只能咬牙跟上这场军备竞赛，把家庭收入大半砸进各种班，活得比现在更累；要么，就可能真的放羊了。”

棒子的双减搞了很久，但结果是私教价格飙涨，成了普通家庭沉重的负担；

富人区的补习班大楼灯火通明，形成了新的教育壁垒。

表面上大家都不在学校里卷了，实际上竞争被转移到了更深、更贵、更不透明的私人领域。无形的阶层区隔，通过教育资源的获取方式，被再生产甚至加固了。

如果是上一世那个还被张卫平拖欠导演费和分成的张一谋，这会儿恐怕已经在发愁怎么给三个孩子攒点儿钱了，以至于最后屈服于现实的无奈，烂片频出。

但现在的张一谋刚刚拿到欧洲三大满贯，此前加盟问界时还拿到了震惊业界的一亿元签字费，六十多的小老头堪称春风得意马蹄疾。

当然，随着6月开始公映的《寄生虫》在全球下画、版权出售，包括他个人的广告代言和肖像权分成等，这笔看似天价的签字费的回收也不需要太久，一部电影林林总总的所有利润就覆盖大半了。这其中，电影有了戛纳的加成和问界、迪士尼等公司的支持，以及韩国背景的故事在文化本土的大爆，全球总票房斩获4亿美元左右，对于一部非类型片来说实属难得。

这就是把一个好导演放在全产业链俱全的问界，和放在张卫平这个裱糊匠手里能发挥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差异。

但这样的大爆里也有遗憾，张一谋无奈道：“在日苯的宣传和路演、甚至是发行受到的影响太大了，不然我看多个千把万美元的票房不是问题，毕竟也是亚洲老牌票仓。”

路宽苦笑：“这真的叫非战之罪了，谁知道今年这帮鬼子这么疯狂。”

两人不是在打哑谜，是因为这一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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